如果说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接受了临床卫生的白色作为空间纯净的形象,那么后续将原始材料纳入主色调的概念修订,仍未放弃禁欲风格中摒弃色彩的理想性,使得建筑与色彩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

其中,科班出身的建筑师们,不可避免地亲近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选择汽车颜色时的“只要黑色”,或是捍卫让·努维尔(JeanNouvel)的“灰色理论”,然而这套专业的设计准则, 并不总是被使用者们所理解,他们常常会认为无色的建筑过于呆板,并喜爱亲手拿起手中油漆罐,为房屋涂绘出个人偏好的色彩。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柏林西扎(lvaro Siza)重建的公寓楼,这座房子不是由建筑师命名为Bonjour Tristesse(你好悲伤),而是在1984年脚手架拆除之前,有不知名者将这些文字画在了山墙上,项目最终并以此而命名。2012年,一串 “ BITTELBN”的红色字母相继出现在了建筑的立面上,而一连串的涂鸦,也被理解为人们对于同时期大量连续性的街道因采用相同灰色外墙和单调窗户的设计感到不满。同时期的百水先生Hundertwasser公寓,则以其惊人的多色性,获得了同期大众的截然相反态度的认可和喜爱。

1992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西扎,为战后弥合严重住房短缺问题设计的公寓“Bonjour Tristesse” 德国柏林,1984年

奥地利20世纪末期最有名的艺术家之一Hundertwasserhaus在维也纳建设的一处公共住宅 奥地利维也纳,1985年

具有同样饱满色彩特征的,还有师从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的墨西哥国宝级建筑师——里卡多·莱戈雷塔(Ricardo Legorreta)。2004年,他在西班牙马德里以大胆的砖红色设计的住宅楼,却遭到了来自住户们最多的一项抱怨就是,色调过于鲜艳和炽热!

颜色似乎并是能够总是满足众人的期望,但与此同时,对于零片化的建筑色块表现,人们却给出了更多的欣赏与认可:如Sauerbruch Hutton的技术建筑和Anna Heringer的基础建筑,或是以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为灵感的MUSAC当代博物馆,现如今都已成为人们婚礼拍摄的首选之地。

在城市规划的重振行为中,颜色同样能够被用于低成本的补救措施。如中国中信集团在罗安达(Luanda)郊外建造的新城——克利安巴(Kilamba),设计通过对地块以明亮的原色进行绘制,使得区域的贫民窟散发出更多的活力情绪。

距离非洲南部安哥拉首都30公里的新城“Kilamba” 安哥拉,2004年

在巴塞罗那COVID-19疫情期间,同样被用于临时性和高性价比的城市色彩干预,政府对人行道进行了涂色的区域划分,以预留出更多行走空间为人流,这项措施却意外的激起了民众的争议,认为这是一项对公民自由的新规则限制。

2020年,在西班牙赫塔菲举办的第一届CI城市艺术节,赫塔菲市议会为了以“同理心”为主题,在原有的Alhóndiga体育中心的混凝土表层上涂绘制出醒目的图案。这项对固有建筑的主题再利用,遭到了建筑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些颜色遮盖了Alhóndiga体育中心原有设计者菲萨克(Miguel Fisac)的完整性和印记”,并要求赫塔菲市议会紧急修复建筑物的原始外观。

赫塔菲市议会邀请涂鸦团队Boamistura,利用色彩表达“同理心” 西班牙马德里,2020年

颜色与建筑微妙的关系,似乎饱受非议,然而此刻的反对者们,仍旧无法否认,当马德里飞机场T4航站楼的钢柱支撑被彩虹照亮时;当幼儿园的欢快传入庄严的欧盟新总部大楼会议室时,色彩赋予了日常不一样的活力。

来自艺术家Georges Meurant的欧盟新总部大楼内部色彩设计 比利时布鲁塞尔,2017年

就像两个世纪前,希托夫(Hittorff)在希腊神庙建筑上发现了残存颜料的痕迹,欧洲建筑爱好者们对“纯净” 古典色彩的认知被瞬间推翻,甚至使得一时无法接受。回顾从歌德(Goethe)到欧文·琼斯(Owen Jones)的色彩理论著作、包豪斯建筑学院的伊滕Itten和阿尔伯斯Albers的绘画或是布鲁诺·托特的Bruno Taut作品;甚至是画家佩雷斯·比利亚尔塔(Pérez Villalta)放弃艳丽的颜色而去欣赏皮耶罗(Piero della Francesca)的湿壁画时,我们感到宽慰,因为建筑与色彩争议的罪魁祸首并不是颜色本身,而是,我们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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